儒家的目的性学说，则强调人与自然界是一个生命整体，对自然界有一种普遍的关怀和敬意，并以实现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为最高目的，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人的价值，因此对于自然界的认识开发和利用也受到了限制。
仁的实质内容是爱，孔子所说的君子学道则爱人[8]，说出了道的智慧的精髓。非与？孔子说：非也，予一以贯之。
这固然与当时的学科发展有关，但就教育理念而言，孔子似乎没有专门化的教育主张。器是器皿、器具，可引申为工具，意思是，君子不能当作工具被使用，君子是有大用的，其中便包含着人格的独立与尊严。[1]《论语·里仁》八章。更重要的是，即使是做官，也是为了行道，而不是为了满足权力欲和物质欲望。志于道，是学习和教育的总纲领。
参见《孔子的教育理念》，《天水师范学院学报》2006年第1期。不仅是对学生的要求，而且他本人身体力行，以实际行动教育学生。老子认为，世界上万物并作，纷繁复杂，但是都要归根复命，归哪个根、复哪个命？这个根就是生命之根，这是道之自然。
人也是这样分的，一个是身体，一个是灵魂，灵和肉是分开的。如何处理这些关系、保持心灵的一个完整和平衡、实现一个整体的境界，就是非常重要的问题。庄子和他的好朋友惠施，一起游玩、散步在濠梁之上，濠是水、河流。这种体验正是实现精神境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。
这样一个天人合一的境界，当然是一种超越，但又不是一种绝对的超越，因为它不能离开人的具体的存在，不是到超越的另一个世界去如鬼神的世界。好恶之情也是这样，儒家经典《大学》中有一句话说，好好色，恶恶臭，这是讲人人都具有一种好恶之情，喜欢什么、厌恶什么，就是一种情感哲学。
如果说我们仅仅是把它作为一个知识、一个知识系统，那么当然就无所谓这个问题了。人心就是不忍之心，不忍看见万物遭到摧残，如果看到万物受到摧残，就好像自己的生命受到摧残一样感到痛苦，可是有些人对万物毫无不忍之心，而只有残忍之心，他称这种人为忍心无功之人，忍心就是残忍，无功就是没有恩德、没有报恩这样一种情，程颢对这种人进行了无情地批判。庄子从内心深处是热爱生活的，他对大自然充满了真挚的爱，而这种爱与他的社会理想是密切相关的。理性的历史贡献是有目共睹的。
道德哲学只能建立在超越的必然根据之上，即纯粹实践理性之上。（三）人与目的理性 下面一个问题讲人与目的理性。如果没有情感体验，所谓体道还有什么意义和情趣？老子所说的道，从一开始就与生命创造、生命活动不可分，它既不是绝对实体，也不是理念或概念，而是长之育之亭之毒之的根源性存在。西方有所谓轴心时代，西方的文化、西方的哲学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。
因为儒学从根本上讲是一种德性的学说，我们所说的礼，可以从两方面去说明：一方面是指人的内在德性，主要是仁德，因为人的所有的德性都可以归结为仁这个仁德。再简单说一下心灵的开放问题。
天人合一包括不同层面的内容，不同的哲学家和哲学流派，对此也有不同的说法、不同的解释。如果真是如牟宗三先生所说，就没有必要谈境界了。
这些看法都是以西方宗教与哲学为参照得出的一个结论。它是重视自然界的生命意义，在人的生命中去体现、体验这种意义，与原始宗教的那个万物有灵论是不同的。第一个就是从观念层面来说，或者从理论层面来说，中国哲学开始于什么问题。《庄子》中多寓言，其中有很多非逻辑的情感语言（实际是类比逻辑）。但是，天有超越的层面，就是包括形而上、形而下两个层面。圣人同上帝的一个最大区别就是，上帝是一个外在的绝对实体，而圣人就处在仁不断实现的过程之中。
那么这里头就出现了究竟是人文宗教还是自然宗教这样一个问题。无人则无以见天地[116]，要看到天地、知道天地，必须从这里去知道它、认识它。
荀子重视礼，他讲礼学是建立在以天为本的认识之上，即认为自然界既是生之本，同时也是礼之本，这就肯定自然界是根源性的。中国哲学之所以如此，是要解决人如何做人的问题，而且只有先解决人如何做人的问题，才能够进而解决人与自然界的关系问题。
这个问题是反思性的，就是说是哲学的，同时这是一个元问题。道术就是超越世俗人生的自然，亦即庄子所说的不以人灭天之天，这是保证人情得以顺遂从而实现自由的根据。
比如说，我们一般讲哲学是从古希腊开始，古希腊的前苏格拉底时代出了一批哲学家，形成了前苏格拉底时代哲学。所谓天人之际，即边际、人和自然界的边际。这里，最重要的是情感问题，而不是理智或理论的问题。中国哲学恰恰就是要解决人的心灵问题，而心灵的问题，这里头深层次的问题显然有一个宗教的东西，这个东西是摆脱不了的。
《黄帝内经》里也讲心者，君主之官也，神明出焉[42]，官当然可以说是一种器官，但主要是指官能、功能，神明就是神妙的变化，明通四达之活动、作用。所以，天是包括形上和形下的一个统一整体。
（四）中国心灵哲学的情感意向性特征 第四个特点就是情感意向性特征，中国哲学很重视人的情感、意向，这和西方哲学重视人的理智、智能的主流传统是不同的。但是，这样把心作为认识主体，而把自然界作为认识对象，或者是像上帝、像最高神的那种超越，没有成为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的主流，后来也没有得到发展，而逐渐被儒家、道家的心灵哲学所取代。
再举一个就是张岱年先生，这也是我的老师。当然，西方自然法则、自然权利的学说具有很重要的意义，它是西方社会政治学说重要的理论基础。
儒家讲道德实践，是与目的直接相联系的，它本身就是目的性的，不是为了实现另外一个目的而去实践。这就告诉人们，天，也就是自然界，并不完全是一个认识的对象，你不能把它完全当作一个认识对象去看待，你不能完全在一个认识的框架之内去解决人与自然界的关系问题。宋明理学讲形而上学，性理是形而上者，是天之所命，毫无疑问是先验理性。有人说，庄子的这个理想需要回到人类的原始状态、回到野蛮时代，是倒退、是反对人类进步和文明，这种看法以拥护人类进步的名义，张扬人类的优越性，提倡人类中心，但是这恰恰落入了庄子所批判的那种世俗之见，根本没有认识到庄子思想是能够超越历史的、具有永久价值和深刻意义的，这样的进步观和思维方式是无法理解庄子的。
朱熹之所以这样做，就是为了人类的可持续发展，也是一种万物的生存权利。境界固然是心灵的，而且有主观性，但境界之所以为境界，必有其存在论的前提，而且最终要冲破主客观的界限，实现主客内外之合一，无论佛、道还是儒家都没有例外。
如果认为老子提倡自然本能，那是对老子的一个误解。当然，这并不是说儒家哲学没有偏重，正如古希腊哲学偏重于智性（即知性）一样，儒家哲学从一开始就偏重于情感，它的知识学、认识论和意志问题都是与情感联系在一起的。
苏格拉底所谓善即知识就很能说明这一点，所以西方哲学虽然从一开始也重视人性、德性，但是从知识的方面去发展。主体只有一个，就是人，自然界是没有价值的，自然界的价值是由人的需要决定的，人的需要是由利益决定的。
